王家巷，贵阳城市中心一条不过200米长、7米宽的小巷，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凭借改革开放的春风，书写下城市发展历史的一页，诞生了贵阳第一批“万元户”。

  如今，曾经商海起伏的王家巷，已改名为勇烈路，恢复成贵阳市内一条再普通不过的道路。还原曾经的王家巷，挖掘深藏个体经济发展史中的那一段功与名，丰富着贵阳城市发展的记忆，犹如53度的赤水河美酒，历久弥香。

  在昔日亲历者的回忆中，往事一幕幕鲜活起来，把王家巷小百货市场的来龙去脉，似纪录片一般回放，让我们品味醇香时，耳畔回旋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那句古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如今，这条路只是贵阳一条普通的市政道路。殊不知，40年前，当时路面还很狭窄的王家巷，却是贵阳商业风起云涌，市场活力激荡起伏之地，贵阳的个体经济以此为圆心，向全省甚至外省辐射。

  1980年3月1日,王家巷小百货市场以总共6个水泥台摊位的形式，正式开张。这条长不过200米，宽不足7米，狭窄路面形成的个体户市场，不影响它在当时拥有“叫板”百货大楼的的气质，路两边一米高、两米长的水泥台上，摆放着百货大楼、喷水池百货商店买不到的小商品。

  王家巷小百货市场，是贵阳市和云岩区政府，在贵阳市建立的第一个以个体经营为主的小百货市场，在改革开放伊始的上世纪80年代，颇具试水意义。

  讲述人：董效田，89岁，1980年任云岩区人民政府区长，响应落实省、市关于发展个体经济的政策，在云岩区的王家巷推动创办小百货市场。

  刚开业的王家巷小百货市场，还没有“小百货市场”的概念，总共只有6个摊位，分别在中华中路进入王家巷的两侧。开业一周，没有生意，一半的个体户撤走，剩下的三位个体户，也萌生去意。

  个体户虽是国家赋予个体经营者的词汇，但是，它在最初出现时，并不受重视。那时，人们最满意的工作，是在工厂里当工人，除了工资不低以外，还因为劳保福利好：一年要发两套工作服、一双皮鞋，每个月要发两副帆布或纱线手套，自己省着用，节约下来的可以拿到劳保用品商店卖掉换钱。在工厂还有个好处，个人还可以学一些与生活紧密关联的手艺，比如：用铁皮敲菜锅、打铁炉子和烟囱管等。

  大姑娘要嫁人，首选工人谈恋爱，回家和父母商量，她的对象是“几级工”，父母凭此推断小伙子每个月收入多少，能给姑娘带来多大的幸福指数。工厂出来的工人，每天有交通车接送上下班，长期在繁重体力活中练出一身疙瘩肉的小伙子，把一身蓝布工装穿得精神抖擞，个体户与之比较，相形见绌。

  不过，个体户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波热浪，靠自己的努力成了第一批让人艳羡而又遥不可及的“万元户”。当然，这是后话。

  才开业的王家巷为什么很少有人光顾？我和市、区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找原因。我们分析贵阳的小百货生意，新中国成立以来集中在小十字周边的正山街。那时，这条街被贵阳人称之为“小巴黎”，其实，也就十几个百货摊，经营着不到20种外国来的小商品，大部分是美国货，不过是洋火、洋钉等，还有一些打着洋商标的针头线脑，没一样中国货。后来，政府把这一个市场的商贩组织起来，成立商贩联合会，开展经营活动，为群众服务。

  1959年，政府在正山街小百货市场搭起了摊棚，从百货、文具、针纺、土杂四个批发部，批发货物给小商贩。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小百货行业很快发展起来。到1963年,全市小百货商贩已增加到三百余户，仅正山街市场就增加到五十来户，经营的商品达到100多种，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好势头。但由于历史原因，个体经商被视为洪水猛兽，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方得到改变。

  王家巷小百货市场开张前，人们没有规范的市场意识，况且，王家巷才开业一周，和几十年到百货大楼、喷水池百货商店的传统消费习惯截然不同，哪里一开始就会出现顾客如云的场面？正应了那句老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王家巷试水个体经济，作为管理方之一的中华中路工商所全心全意为商户们服务。此时，又有一位个体户撤离王家巷，只剩两位个体户在经营。看着惨淡的生意，这两位个体户说：“明天再也不来了。”工商人员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补充的个体经济有了合法的地位。”个体户回答：“大道理，大家都懂，可是我们要吃饭，在王家巷赚不了钱，就得找能赚钱的地方做生意。”个体户的话说到点子上，只有生意做得走，王家巷才能留住他们。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华中路，是贵阳百货业的主动脉。当时，贵阳城不大，连接大十字和喷水池的中华中路，不到1000米长，却是整个贵阳，乃至贵州的商业中心。一到节假日，中华中路狭窄的人行道上，人头攒动；路两旁的五交化商店、工艺美术中心、服装店，摩肩接踵；专门放电影的人民剧场、人民会场门口，人山人海。

  王家巷处于中华中路的中段，贵阳市政府考虑在这里开设一个小百货市场，是利用中华中路拥有“贵州第一街”的人流量资源，为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做客源导入。而且，中华中路上也有不少待业青年在谋生做生意。建设王家巷小百货市场的初衷，就是想规范谋生的人群，用改革开放兴起的市场经济，打出贵阳融入市场经济的名片。当时，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有了“万元户”，王家巷，就是要打造出贵阳的“万元户”。

  作为管理“贵州第一街”的中华中路工商所，工作人员上街找流动摊贩，想把他们劝进王家巷。习惯了“打撮撮”（四处流动）的人们，并不认同工商人员的建议，他们常常是手提一个布口袋，里面装着一米见方的塑料布，以及自己设法搞来的火柴、蜡烛、扎头发的橡皮筋等货品，在大十字或喷水池的1、2路公交车站，把塑料布一铺，货物一摆，嘴里念着自创的顺口溜“走过路过，绝对不能错过”、“眼睛不要打眺，打眺就不见了”吆喝揽生意。中华中路的人行道不宽，有的人行道不足两米。流动摊贩堵塞人行道不说，还影响了市容环境。大禹治水，堵不如疏，政府部门引导他们进入市场发展，也是解决谋生问题。

  中华中路工商所对辖区的摊贩进行摸底，动员他们到王家巷经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王家巷进来了13户个体户。规模效应显现，3个月后，王家巷的经营户增加到24户。市场经济和个体户，成了一股活水，把王家巷小百货市场带得风生水起，人们口耳相传：“到贵阳没去王家巷，等于没到过贵阳。”王家巷，成为继百货大楼、喷水池百货商店之后，贵阳又一个商业地标。

  1981年，在王家巷经营的个体户，发展到40多户，每天进出王家巷的顾客，数以千计。银行主动贷款给王家巷的个体户，帮他们发展。“王家巷现象”，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始终被省、市、区各级政府部门关注，因为王家巷的标本意义，对贵阳而言，是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的商业政策，王家巷的一丝一发，牵动着各级部门的心。

  1981年7月11日，时任贵州省长苏钢，带领省市区各级部门来到王家巷调研。当天，苏钢详细询问了个体户陈桂芳的情况，了解她的经营、收入、家庭情况，一系列关心和问候，都释放出对个体户的支持、关爱。这个画面不断在王家巷个体户的口中复述着，让大家看到了当个体户的希望。

  1978年，贵阳的个体经济只有528户,其中经营针头线户。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的商业政策后，不到一年时间，贵阳市的百货个体户就发展到2866户，从业人员2883人。

  个体户如雨后春笋，短短一条王家巷无法容纳这么多就业的人，政府随即开辟黑羊巷、正新街等地，建起顶棚市场，到1984年，整条中华中路的商业一片繁荣，堪称“贵阳版清明上河图”。

  最初王家巷小百货市场的个体户，在重农、重工而轻商的传统视野中，被误认为是“没有出路的人”，背负了较大的社会压力、精神压力。不过，党对个体户的政策支持，让他们很快走出这一窘境。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王家巷，个体户中有“四大天王”，分别是：陈桂芳、余万英、彭金花、梁律华，他们以前都是挑着个货郎担，在贵阳游街串巷吆喝叫卖小商品。王家巷小百货市场开业后，他们在政府的引导下，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执照，第一批进入王家巷做生意，并带动了100多名个体户进入王家巷经营，我就是被“四大天王”带进王家巷的其中一名个体户。

  那时上海货在贵阳最受喜爱。买到上海货的人家，多有亲友在上海出差，顺便带货回来。当时交通不是很方便，能够去上海的人并不多，这就为咱们提供了做生意的机会。

  我们几个王家巷的个体户相互约起，提着两个麻袋，直接坐火车去上海。我买不到卧铺票，也不想浪费这个钱，就在火车硬座上熬了两天两夜到达上海。在上海站一下车，挤上公共汽车前往南京路。关于上海的商贸，我是从王家巷的其他个体户嘴中听说的南京路，其余一概不知。繁华的南京路，逛得我眼花缭乱，学生用的塑料文具盒、弹子跳棋、玩具枪等等，全都是在贵阳没见过的新鲜玩意。我也不知这些货是哪个厂家批发来的，就以零售价买下来，回到贵阳后把差旅费和利润摊在每样商品上，放在王家巷卖。

  塑料文具盒在上海卖1.5元一个，我在王家巷卖两元一个；弹子跳棋在上海卖4元一副，我在王家巷卖5元一副；玩具枪在上海卖3元一把，我在王家巷卖5元一把。这些商品，不但在贵阳闻所未闻，而且当时已经算是小百货中的高端货。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这个个体户，在邻居、亲友之间不受待见，我们个体户做生意，也最怕遇见熟人，在他们的眼中，不读书、没本事、坐过牢的人才去做生意。我邻居就曾经呵斥他的小孩，说再不好好读书，长大后就像我一样去当摊贩。我当个体户的行为，在亲朋好友中完全是一个反面教材。而且，当工人“旱涝保收”——每个月工资固定、按月有劳保、生病可以报销药费住院费、按工龄可以分房子、好找对象，只有我们这些个体户，啥都没有，一切靠自己，赚的每一分钱，都是靠自己的汗水。

  去上海“打货”，往返一趟10来天。火车上有小偷，我带的多是1元、2元的钞票，500元就是一大沓。妈妈把这些现金缝在我贴身穿的背心和内裤上，她说：“只要人在，钱就不会丢。”1981年6月，我在上海住的一家小旅社半夜失火，我在人们的尖叫声中惊醒，跑出旅社后只剩一件背心和内裤，浓烟熏得我睁不开眼睛，我下意识地摸背心的下摆和内裤缩筋带的位置，还好，妈妈缝在那里的钞票毫发未损。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贵阳人的月工资，普遍在30块钱左右，大家收入不算高，还要赡养家中老人，抚养膝下子女，生活负担重。尽管经济上不宽裕，但每周逛一次王家巷，是大家雷打不动的“规定动作”。

  随着国家政策对个体户放宽，我们“打货”不再是在上海南京路，可以到温州等沿海城市的工厂里拿货，减少中间商赚取差价的环节，也降低了我们的经营成本。薄利多销，是我们“叫板”百货大楼、喷水池百货商店这两家在贵阳有20多年历史的老牌百货商店的“法宝”。

  王家巷的生意，每天从上午9点开始，到下午6、7点过钟结束，中午开始持续到下午的高峰时期，拥挤的人流量可以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形容，这为我们薄利多销提供基础。

  当时，女生流行戴彩色纱巾，我们从温州的工厂进了10多个品种的货，远远多于国营百货商店只有两、三个品种的货物量。每条纱巾，我们加上车旅费、人工膳食等费用，成本在1元3角2分钱，加上利润，我们只卖1.5元一条。而国营商店要卖1.8元一条。王家巷卖的东西，可以讨价还价，这是国营商店所不具备的优势。我们卖最新颖的发夹，1角5分钱卖两个，而国营商店是1角钱卖一个。

  人流量火爆的王家巷，用现在的话说叫：“天天都在过‘双十一’”。不到三年时间，王家巷的不少个体户，都成为沿海城市所讲的“万元户”。我算过一笔账，当时的工人，一年所有的收入加起来，能拿到400元钱，已经是最高的工资，我们辛苦两三年下来，成了“万元户”，这一切变化，都是党的好政策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红利。说实话，我们这批贵阳最早的个体户，一开始经营时，都选择离自己家较远的地方，免得被熟人、朋友看见，不仅自己丢脸，还把父母及老祖宗的脸面扫尽。不过，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成了“万元户”后，我们感觉，腰杆都硬起来了。

  3年时间过去，王家巷从最初的门可罗雀，发展到车水马龙，每年营业额近100万元，缴纳税收多达8万元，成为贵阳成功发展个体经济的一张名片。

  1984年初，贵阳市、云岩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资4万多元钱,在王家巷修建起钢架玻璃瓦雨棚,这个雨棚将王家巷的路面全部遮盖，解决个体户在露天坝经营时，受到日晒雨淋的问题。这一“呵护性”的举措，让王家巷小百货市场的经营风雨无忧，也使得市场更兴旺。

  当年，王家巷里的个体户达到121户，巷内全部设满货摊，但申请到此经营的个体户络绎不绝，让这条默默无闻的小巷，变为一块令人瞩目的寸土寸金之地。而当年的个体户，正是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开创了贵阳市场经济的篇章。

  讲述人：黄仕禄，1980年在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曾对第一批进入王家巷小百货市场的经营户做过详细调查。

  陈桂芳，是一个精明、泼辣、吃得苦的中年妇女，1980年3月1日,她第一个进入王家巷经营。

  那时，陈桂芳家有9口人，靠丈夫30元的工资度日。生活不易，陈桂芳想尽办法，东拼西凑找亲友借了一点钱，挑个货郎担，悄悄卖点针头线脑维持家用。不久，陈桂芳的母亲和丈夫先后病故，办理他们的丧事，维持一家7口人的生活，陈桂芳又借了亲属和朋友800多元钱。

  日子虽然过得艰难，有一股牛脾气的陈桂芳不服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桂芳咨询工商部门，领到营业执照。听说个体户做生意可以贷款，她又向银行申请，先后两次得到贷款1000元钱，作为经营小百货的本钱。

  王家巷开辟为小百货市场时，陈桂芳第一个进入市场经营，卖一些家居必需的小百货物资。头脑活络，热情好客的陈桂芳，生意做得红火，仅仅一年的时间,她就还清了800多元钱的旧债，又提前还清了银行的贷款和利息，家里还添置了家具和电视机、缝纫机、收音机、电风扇等，日子越过越好。

  1984年，王家巷小百货市场在贵阳、全省都火得不得了的时候，依靠自己努力获得成功的陈桂芳，已经是个体劳动者协会中华中路分会副主任、云岩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主任和云岩区政协委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40多岁的余万英一家四口，就靠她一人提着小篮子，装点日常小百货，走街串巷卖得钱来用于生活。王家巷小百货市场开张后，余万英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进入王家巷经营，她也是第一批到王家巷经营的六户之一。

  依靠党的好政策，加上自己的勤劳，几年下来，余万英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不仅置办了房子,两个儿子娶了媳妇,而且都有了自己的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家里还有存款。

  1984年，54岁的余万英常说：“自己富了不算富,要大家富才算富。”云岩区个体劳动者协会买房子缺钱,她借出1000元钱；个体户朱益贵夫妇做生意没有本钱,她借出1000元钱；国家发行国库券,她又认购了500元钱。

  从年轻时开始，张正雅一直在做生意，对于个体户的业务来说，她是行家里手。王家巷的小百货生意吸引大量的待业青年来经营，但他们不清楚程序，就连办工商执照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会申请。这样的个体户有几十户，大家都在干着急。

  这时，张正雅便站了出来，说：“请大家放心，我来帮大家处理问题。”她挨门挨户统计王家巷的个体户，把大家的营业执照集中起来，造册登记，送有关部门审批，办好后，又一个个分发到同行手里。

  张正雅每天为王家巷个体户们的事情忙碌，耽搁了自己家的生意，家人埋怨她“闲事管得宽,管到脚弯弯”，张正雅的态度是：党的政策好，日子好过了。我们生意要做，但是好事更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