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文魁「创新三叠」系列之三：没有伽利略创新就没有深入持久的熊彼特创新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发表于新经济学家智库，转载请注明来源。

  创新不属于“低垂的果实”，很难被采摘到。更进一步，对创新本身，人们之间也常常存在一定的差异甚大的理解。若无法厘清这些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懂得那些改善人类生活的创新缘何发生，就没办法真正大力促进创新。

  许多人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非常追捧。但是，熊彼特创新包括非常宽泛的内容，譬如，将商品从甲地运到乙地出售就属于熊彼特创新，将商品生产由家庭转向工场也属于熊彼特创新，这些创新在古代就比较普遍了。而人类的生活水平呢？在古代几千年基本上没有实质性提高，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显示，公元纪年的第一个千年，人口增长了大约六分之一，人均收入却所有下降，在第二个千年的1820年之前，总收入的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四倍的人口增长所抵消，西欧之外的地区尤其如此，例如亚洲地区人均收入在八百多年里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几，我们正常的生活几乎是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重复下去。这是一种典型的马尔萨斯增长，古代的那些熊彼特创新并没改变这一轨迹。

  只有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现代科技革命以后，人均收入和人类生活水平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称为伽利略创新，因为伽利略是现代科技之父，他既发现了自由落体运动规律，也发明了天文望远镜。本文就是要强调，没有伽利略创新，就没有深入持久的熊彼特创新，经济就不能持续地在索洛增长轨道上维持，仍有可能坠落到马尔萨斯增长轨道上去。熊彼特创新也可以反过来促进伽利略创新，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格局，不断开辟经济稳步的增长新空间。当然，人类是不是真应该一直维持经济稳步的增长，是不是应该无节制地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则是另外的话题了。

  英国学者哈福德列出了塑造世界经济的50项伟大发明，其中有文字、货币等人与人之间交流和交换方式的发明，有复式记账法、股份公司、银行、福利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制度方面的发明，当然更有车轮、犁、闹钟、燃油发动机、发电机、灯泡、抗生素、避孕药、机器人、条形码、苹果手机、搜索引擎等技术及产品方面的发明。这些发明大多数都实现了商业化和产业化，转化成了熊彼特创新，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我们正常的生活改善。需要非常指出的是，最后那一类熊彼特创新几乎都是建立在伽利略创新的基础上。

  我们以现在最时兴的二维码及其前身条形码为例，来分析这样的熊彼特创新源自何处，因为这个几乎所有人都要接触的实例最容易帮大家理解创新。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在是一个扫码社会。二维码由上世纪末的日本人原昌宏团队经过二年攻关所发明。一个二维码所能储存的信息比一个条形码能增加几十倍，而且那时候预测，二维码能生成的数量让人类几万年也用不完。一位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王越，于本世纪初将二维码有关技术带到中国，并进行大量的应用性后续创新，终于在十几年后迎来二维码在中国应用的连续井喷式增长，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二维码应用大众化了。即使到此时，二维码可生成的数量据估计也可供人类用上几百年。新冠疫情以后，扫出的二维码成为许多中国人的新通行证，据说照这个趋势这样用下去，二维码可生成的数量在几十年内就会被中国人用完。不过，科学家说勿须担忧，之后可以开发彩色二维码以供使用。毫无疑问，二维码使用在中国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产业，目前还在进行着各种熊彼特创新。

  但不要忘记，二维码的前身——条形码，是几十年前一项典型的伽利略创新。大约七十年前，美国的西尔沃、伍德兰德、劳雷尔等人，前后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发明了条形码。在开始构想和试验这种发明时，不但涉及到光电学、光谱学，而且涉及到数学，譬如排列组合。最初的条形码识读器足有电冰箱那么大，后来助推条形码得到普遍应用是非常小型化的激光扫描读取器，而激光科技无疑也是典型的伽利略创新。条形码、二维码的发明及其产业化、日用化，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伽利略创新与当今熊彼特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作用。

  假如没有现代数学、光电学、激光学，如果没有支撑智能手机的电子学、电磁学、信息技术，会有二维码产业吗？当然不会有。而上述诸多科学技术，来自于大量的、长久的学术发展和基础研究。这正是伽利略创新的源泉。

  大家知道，伽利略生活在十六七世纪，他本人及他之后许多科学家的发现和发明，几乎都要等几百年之后才成为“生产力”。因此，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伽利略创新对于当时来说并不一定合算。更何况，许多伽利略们根本不会想到他们的成果会在日后得到怎样的运用，会成为怎么样的产业。伽利略本人，更是因为科学研究而经历了人生的巨大坎坷，他受到宗教法庭的强大压力而宣布放弃地动说，被学生斥为“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他自己则辩解“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不过从科学知识传播的角度来说，他又幸运的，因为那时的欧洲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很多“缝隙”，他的许多学说被广泛传播到欧洲其他几个国家。这就是美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莫基尔所分析的，当时欧洲慢慢的开始孕育着一种“增长的文化”，即形成了一个他所谓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跨域的学问共同体。

  跨域的学问共同体十分重要。首先，这个共同体使得专门钻研学问的那些学者们，可以相互交流和相互激发，从而促使许多人的创造力得到提升、释放和迸发，从而促进了真实知识的迅速增加。其次，共同体似乎发挥了某种“人多势众”或者“抱团取暖”效应，增加了这些专业学者的安全感，提高了他们的胆量，使他们对过去的权威知识更具挑战性，从而促进了知识创新。再次，这个共同体构筑起一个思想市场，在当时欧洲的政治多元、国家林立、地方自治从而相互竞争的格局中，使得研究者的思想和成果即便在本地受到压抑的情况下，也会扩散在外地去，因而极大地促进和传播了知识创新。

  在这样的环境中，能想象，伽利略创新会成为一种文化。伽利略、牛顿这些人就被莫基尔称为文化企业家。尤其是在英格兰，文化企业家与实业企业家、工程师、机械师、工匠之间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和互动，有利于伽利略创新知识扩散到经济领域，并形成熊彼特创新，所以发生了工业革命。

  此后的创新历史就更清晰了，伽利略创新成为一种自觉的、组织化的战略性行为，而熊彼特创新更是如此。尽管熊彼特创新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但绝大多数明显提升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熊彼特创新，源头都是伽利略创新。但是，熊彼特创新常常耍弄障眼法，掩盖其与伽利略创新之间的关系，因为许多伽利略创新，要等待很久，穿越很远距离，历经复杂转化，通过种种组合，才能成为熊彼特创新，有些伽利略创新甚至从来都不可能会成为熊彼特创新。如果咱们不可以穿透这些障眼法，就会忽视伽利略创新，最后导致包含索洛技术的熊彼特创新逐渐枯竭。试想，如果我们只知道可劲地使用二维码，即使有创新，也只是停留于二维码使用领域和使用方式改进方面等相对简易的熊彼特创新，这样只会加速二维码耗尽的进程和相关产业的停滞。

  或者，我们大家可以期望别国，譬如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自觉的、组织化的伽利略创新，而本国集中于熊彼特创新以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稳步的增长。不得不承认，至今为止的绝大多数伽利略创新，来自于西方国家，而我国许多部门和企业更奉行实用主义，更偏爱能够助推经济发展的熊彼特创新，不但二维码领域是这样，智能手机领域是这样，整个信息技术领域和其他领域大多数都是这样，我们所自傲的“新四大发明”，哪一项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但是，如果长久如此，不但与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的身份不相符，而且还可能引出一些别的问题。第一种问题是，伽利略创新的优势国家，可能会重新定义知识产权及侵犯权利的行为。至今为止，伽利略创新所产生的真实知识，大多数都属于全球公共产品；甚至一些颇具应有价值的科学和技术，也很少有人去严格地界定和行使知识产权。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但条形码、二维码的核心专利早已过期，而是事实上许多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并没有被发明者申请专利和收取费用。苹果智能手机中的一些技术被申请了专利，但作为一种从未有过的全新而又完整的产品，并没有被申请专利。当然，更基础的科技知识，也不会被列入专利。也许有一天，这种情形会有所改变，如果伽利略创新与熊彼特创新在国家之间的失衡到了很严重地步的话。第二种问题是，伽利略创新的优势国家，可能会重新考虑伽利略创新知识的流动规则，甚至对学问共同体的创新合作和知识交流进行管控。目前在全世界内，伽利略创新知识的流动十分便捷、迅捷，学问共同体的一体化程度比较高，学者之间的交流没有太多障碍。我们也不知道这样的一种情况在未来是否有所改变。总之，如果我们只是热衷于手里不离智能手机，乐此不疲地进行扫码和其他各种使用，而不致力于发明和推广下一个类似的破空而来的新产品，而不致力于其背后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探索，就非常有可能在未来被更多限制或更多收费，顶多也只能继续跟随他人，而难以爬上全球价值链的顶端。

  好在我国目前已经充分认识到伽利略创新的意义。我国的“十四五”规划精确指出，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加强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前沿研究，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比重8%以上。可以预计，我国的伽利略创新将越来越活跃。

  不过也应该认识到，资产金额的投入对于伽利略创新很重要，但可能并不是最重要，至少不是唯一最重要。伽利略本人的遭遇说明，如果确立既有的标准答案，进而用作审判准绳，那将扼制对前沿领域的探索；如果缺乏一个开放性、宽松化的学问共同体，知识分歧就不能较好得到讨论和鉴别，真实知识就不能得到传播和扩散。即使是资产金额的投入，也存在困难的事情，就是在大量的研究人员中，从事真正创新的人其实是少数，多数人是南郭先生，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创新的人，则是极少数。但识别南郭先生不容易，看出谁是伽利略更难。应对这些困难，并没有确切的完美办法，因为创新不像工业生产那样地过程可监控、成品可检测。也许数量较多的学术共同体同时存在并相互竞争，和收到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批评，是较好的选择。当然，慢慢的变多的竞争性企业愿意投入大量资金、组织大量人员来从事基础研究，也是不错的方案。但比较确定的是，如果缺乏学术碰撞，如果一切都遵循标准答案，就难有伽利略创新。■

  随着资本报酬的下滑，我们国家的经济必将更加依赖于内生增长模式，科学技术创新、科技攻关的地位就越发重要。但是，创新并不是想要就能得到，因为它有自己的规律和奥妙。在当今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环境中，产业界的创新越来越呈现生态圈化的趋势，市场和政府在生态圈中各自发挥着作用，不认清、不掌握这一点，促进创新的意愿就未必能顺利实现。

  创新是一个非常宽泛而又含混的概念。我曾经把创新分为熊彼特创新、伽利略创新两大领域，熊彼特创新是一个很大的圆圈，而伽利略创新则是一个小得多的圆圈，这两个圆圈有一部分重合及接壤，这部分是促进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最有力因素。这部分创新，既不同于大学和研究院的科研成果，也不同于企业单纯的市场开拓、经营模式调整，它虽然以可实现产业化的科学技术创新为主，但也涉及与此有关的工艺流程组织、供销链条部署、市场开发行为，等等，我将其归纳为产业创新。产业创新与科学技术创新的概念区分并不容易说清楚。狭义的科学技术创新，似乎等同于伽利略创新，但事实上，人们认知和谈论的科学技术创新，往往与产业创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广义概念。产业创新主要是在产业界的研发机构里，甚至在车间里，由各色各样的人物完成。甚至纯粹的伽利略创新，在过去几十年里，也有很多是由企业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完成的，与产业创新有着极大关联。因此，尽管提高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涉及到许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无疑应该是强化产业创新。

  产业创新比大学里面、研究院里面的创新要复杂得多。产业创新需要企业和包括创业家在内的企业家发挥巨大作用，需要市场化的、规模化的产业发展循环作支撑，需要很多组织与个人的合作、协调、竞争，而且往往涉及到资本、金融的深度介入，以及重要客户、潜在用户的参与。当然，政府作用的适当发挥，对于推进产业创新也是有益的。这些因素、这些力量相互结合和相互交织，并形成一种气氛或气场，就会构成产业创新生态圈，这样的生态圈远比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所分析的“大卫—歌利亚共生态”更丰满、更复杂。随着社会的进化和时代的发展，产业创新越来越呈现生态圈化的趋势，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事情。

  美国的苹果智能手机就是本世纪一项重大的产业创新，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构筑了一个相互溢出且强韧有力的产业创新生态圈，这个生态圈涵盖了液晶显示技术、触摸屏技术、第三代和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纳米级芯片技术，还有产品设计、工艺设计、设备和工模具设计，各种应用场景，以及大量的相应软件，等等，同时还粘结了大量的粉丝用户并构建了强大的互动机制。在这个生态圈中，有成百上千的企业和其他机构、有关人员参与其中。即使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产业，仍然在推进重要的产业创新，产业创新生态圈的构筑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汽车行业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但是现在正在快速推进颠覆性的产业创新，就是新能源与互联网、智能化相融合的创新，这个领域创新的生态圈化趋势十分明显。还有一些传统行业，其正在推进的产业创新，颠覆性并没有那么强，如空调行业的变频化与智能化、信息化、互动参与化的组合，但也在向生态圈方向演变。总之从许许多多的行业来看，产业创新的生态圈化趋势十分明显。

  国际上重要的产业创新生态圈，所联结的企业和其他机构，以及相关资源和人群，不但遍及一个国家的许多行业和领域，而且越来越跨出国界范围，形成全球性的创新网，例如苹果手机的创新网，既包括美国本土的很多企业，也包括我国大陆和我国台湾的手机组装企业、芯片代工企业，还包括欧洲的光刻机生产企业，此外还有大量的软件及内容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以认为是某种程度的举国力量，甚至是某种程度的举世力量，在成就一些重大产业创新。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制度当中，不管是举国力量还是举世力量，都会充分借助市场内在的责权利界定、分工合作、竞争互促的机制，使创新能更好地利用资源和更好地配置风险，这其实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把尽量多的力量，包括国内力量，也包括国外力量，拉进产业创新生态圈之中。其中的圈主企业，有着巨大的黏结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定价力和估值力。

  可能会有很多人青睐政府力量在促进产业创新中的作用，特别是相信政府力量就等于举国力量。的确，行政手段可以使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修筑万里长城等等，但在产业创新方面，如果单纯或者主要诉诸行政手段，就未必有好的结果，因为产业创新需要以商业化使用来获得经济效益，需要以大量客户购买来衡量效果，需要以市场占有率来检验成败。美国政府曾以行政手段为主导搞了生产的曼哈顿计划，和人类登月的阿波罗计划，但这些并不是本调的真正意义的产业创新，这两个计划的确有不少科技创新成果并产生了溢出效应，但与产业创新还是两码事，投入大量资金和科学家的政府工程，对产业发展产生一些溢出效应根本不值得夸耀，没有这些溢出效益倒是很奇怪。互联网技术与相关产业的兴起，是近几十年最重要的产业创新，许多人会争辩说，互联网起源于美国国防部的阿帕网，这是典型的政府主导的产业创新。事实上，尽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设立的阿帕网设计了互联网工作的基本原理和初步构架，但到了八十年代，美国很多非政府机构已经设立了自己的计算机网络，此时互联网的发展开始由政府之外的力量所推动，并且将社会上的互联网与阿帕网分离开来，到了九十年代，独立于政府的商业化互联网开始有了议和竞相涌现的系统及服务，资本和人才大量涌入，硬件和软件日新月异，应用场景迅速扩展，从而网络用户数量和使用时间呈指数级增长，才构筑起了产业创新生态圈，才真正成就了这一场史诗般的、至今尚在推进中的产业创新。完全可以看出，这是一场由市场力量主导、以生态圈为特征的全球性产业创新，并且包含和带动了许多子集层面的产业创新，例如前面提到的苹果智能手机生产和使用方面的创新。政府体制内的阿帕网发挥的只是溢出效应，只有社会网独立于阿帕网之后，只有市场力量参与和主导之后，创新生态才形成，产业发展才起飞。

  所以，与很多人的想当然相反，市场机制恰恰是一种举各种资源、集各种力量办大事的机制。即便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很久的时代，基于资本市场的股份公司制度就办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东印度公司开辟大量殖民地，美国修建几十万公里铁路，都是这方面的例子。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市场机制有着冲出本企业界限、本行业界限、本地区界限以及本国界限的天然本能，所以市场体制就是一种制、举世体制，使得产业创新生态圈带有跨区域和跨国色彩。如果过于依赖政府力量、行政手段，就有可能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产业创新生态的退化。现在一个十分活跃的产业创新领域就是汽车产业的新能源化、互联网化、智能化，跨国公司、国内民营企业在这个创新生态圈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出了很多有产业价值的创新成果，可是十年前，政府的国资系统成立了央企电动汽车联盟和新能源汽车联盟，看起来既有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又有电池企业、电网企业，还有电子和信息企业、材料和设备企业等等，且得到了主管部委的有力背书，并很快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和发展规划，但是十几年过去了，那种开放程度不够高，意在避免重复建设、无序投资和设立统一技术标准、提高行业门槛，带有浓重官方色彩的创新联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创新生态圈，并没有产生多么重大的产业创新成就，而由市场主导、以市场机制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其他企业和投资者、社会机构，到现在却形成了几个有力推进产业创新的生态圈，所形成的创新成果及包括整车，也包括电池、电控，甚至不同生态圈的技术路线大相径庭，形成了分散试错、各显神通的局面。这就是以市场为基础、以产业创新生态圈为形态的举国和举世体制。

  不过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如果能恰当发挥政府作用，的确可以使产业创新的事情办得更大、更快、更好，也可以助益产业创新生态圈的形成和发展。且不说基础研究领域的伽利略创新，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即使是产业领域的应用性研发和商业化使用，政府也可以以适当方式投入资金，并发挥一些协调乃至组织作用，以及其他方面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尽管如何把握尺度和方式才能恰到好处并不是那么清晰明了、轻而易举。一项值得更加重视的政策措施，就是政府的创新需求鼓励政策。这项政策尽管也有它的缺陷，譬如与创新供给激励政策一样，也很难避免寻租和造假，但相对来说要好得多，即使在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宇航局的采购，对于美国一些重大产业创新的确功不可没。政府当然也应该加大对创新供给方的资助和支持，特别是对于基础研发和学术研究的支持。政府还可以在研发合作、创新联盟的形成方面发挥一些协调和组织作用，例如美国政府也曾鼓励组建Sematech这样的组织以促进其半导体产业发展，但重要的是要保持足够的开放性，防止借助政府资金、政府采购、政府影响力和政府权威性来排斥竞争、排斥多种可能性，这样才有利于产业创新生态圈的形成。此外，政府可以通过产业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来引导产业的地理布局，从而促成产业集群的形成，使得基于集群的产业创新生态圈能够更好地发展壮大，因为产业集群和产业创新生态圈可以相辅相成、相互融结。

  但是，在开创未知技术、开拓未来空间的创新领域，特别是本文定义的产业创新领域，政府过于积极的不当介入，反而会扭曲所谓的“红色皇后博弈”的收益结构，对于创新的不断推进并没有好处。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政府很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制订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以彰显政府部门的工作成绩和国家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警惕，产业创新领域的政策支持是否会导致对多样性技术标准和技术路线的排斥。在这样的创新领域，政府即使要给予资金支持和订单支持，也不宜过于向某种特定技术路线和特定产品倾斜，特别是不宜过于匆忙地将某种特定技术路线和特定产品设置为官方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倾力支持特定企业。因为对于这一类的产业创新，最终是哪一种路径、哪一种技术、哪一项产品能够成为主流，能够赢得市场占有率，不但政府不知道，甚至特定企业自己也不知道。现在的智能手机及众多应用，是苹果公司无中生有、破空而出的重大发明，完全算得上是开创未知技术、开拓未来空间的产业创新，但二十多年前，电脑产业有好几种操作系统，苹果电脑及操作系统就远不如其他电脑的windows系统方便，所以那时苹果公司的系统和标准及技术路线并不被主流客户群体所接受，没有多大市场占有率，企业多次面临破产。现在苹果如日中天，但有多少其他非苹果的果子却凋谢了。就算是有着几十年历史的电视机产业，不但经历了从黑白到彩色、从显像管到平板的革命性创新，而且单就近十余年的平板技术而言，也经历了等离子技术路线和液晶技术路线的交织，当时多数人看好等离子而非液晶，但最后是液晶技术不断获得未曾料想的重大突破，因而成为主流，而研发等离子技术的企业就不可避免地严重掉队了，甚至倒闭了。这些就是产业创新的巨大不确定性，需要市场机制来举力量、聚资源、探路径、验结果、配风险，如果扭曲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即使形成了一些阶段性的创新联盟、创新生态圈，最后也陷入被动局面。

  当然对于追赶型、改进型的产业创新，政府可以给予多一些的明确支持。许多这类的产业科技研发活动，包括攻克所谓“卡脖子”技术难关的研发活动，严格来说也算不上是创新，而算是“创旧”，即已经有其他企业，或者其他国家的相关机构，掌握了这种技术，但本企业、本国需要掌握这种技术，并作适应性改良和提升，就必须要进行大量的科技攻关。这类科研攻关，也非常重要，特别在全球技术封锁意识增强的背景下，更是如此。不过还是要着重指出，如果是产业领域的科研攻关，仍然不能忘记商业化使用、大量客户购买、市场占有率这几个关键词，这与修建长城、生产有着根本区别。而且，也必须要意识到，对今天“卡脖子”技术的攻关即使圆满成功，也不能保证明天不出现新的“卡脖子”技术，甚至不能保证我们可以准确知晓明天的“脖子”在哪里、是什么，试想在二十年前，不管是政府，还是特定企业，怎么会知道极紫外光7纳米、3纳米、1纳米光刻技术将是“卡脖子”技术？

  因此，从各个维度来检视，的确很难得出一个关于政府支持产业创新的明确而精准的公式。如果有这样的公式，政府和市场的各自作用一目了然、明白晓畅，那产业创新就成了很简单的事情。但产业创新生态圈的形成和产生效力，的确应该以市场基础，即使不排斥政府发挥适当作用，仍然需要警惕的是，政府即便以促进者的姿态介入到产业创新生态圈，也有可能混杂着不当规制和要素错配，从而产生行政性进入壁垒、偏误性技术引导和低效性资源使用。由于在现代经济中，政府掌握很多资源，也会组织很多项目，更何况政府主导的国防领域是研发最密集、尖端科技最集中的地方，因此政府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例如，政府应该扩大其主导的研发工程的开放性，应该及时公开和释出研发成果以产生溢出效应，美国的拜—杜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政策。当然，已经形成的一个广泛共识就是，政府应该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大力支持基础研发。也就是说，在伽利略创新方面，政府更容易发挥直接支持作用。不过，对于这个“支持”的界限，共识就少得多。教育的确需要政府增加投入，但如果政府在增加投入的同时，将教育往高强度填鸭、以标准答案定乾坤的方向引导，那未必有助于提高创造性、创新力。同样，基础研发也需要政府增加投入，但从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来看，政府角色应该越来越局限于资金资助，应该越来越少地介入研发过程，甚至越来越少地检查资金使用去向和资金使用效果。这听起来令人难以接受：资金提供者怎能不管资金如何使用、产生什么成果？但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创新就是那种信息高度不对称、结果高度不确定的事业，只有创新者本人才真正知道自己是不是每天致力于前沿领域开拓，只有老天爷才知道开拓何时突破、是否会形成产业。当然，政府不能容忍拿着大量政府资助而长期没有创新成果。因此，最合适的方法，也许就是政府选择资助那些在孜孜不倦钻研方面有着良好诚信记录的学术人才、研发人员。果真这样的话，不投机造假、不偷懒耍滑的诚信资本将会成为创新时代最重要的资本。■

  创新已经成为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但是，创新的发生，也需要适合的政策。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创新政策转型。

  创新这个概念本身很宽泛，而且也有些含混，一群人在讨论创新的时候，不同的人可能指的是不同的事情，这样就不容易说到一块儿去。这个概念有点跟全要素生产率一样，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但包罗很多东西，如果只是泛泛地说这些概念，其实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做研究的都知道，反正不可解释的因素都放到创新、生产率这些方面来。谈论创新，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具体化就很空泛，就会沦为空谈。

  我们谈论的首先是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创新，也就是说，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里所说的创新；但有时候又是在说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意义上的创新，譬如说，像伽利略名言“科学真理需要在实验和基于实验的理论中去寻找”所说的，知识和真理的探寻。麻烦的是，这两者很不一样但又有极大关系，根据著名经济史专家麦迪森和克拉克等人的研究，在工业革命之前两三千年里，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只有工业革命才促进了经济大发展，而工业革命无疑是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基础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意味着新知识、新事物的出现，都意味着创造性工作，现在新增长理论也非常重视科技进步，所以叫做创新是顺理成章的。大家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类创新称为科技创新，我姑且称之为伽利略创新，因为伽利略既发现了自由落体运动规律，也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这样叫也可与熊比特创新相对应。尽管熊彼特倾向于把创新与单纯的科学探索、技术发明分开，因为他所讲的创新是与商业化生产和市场化盈利联系在一起的，但当今社会可以更多更快地把发现发明引向经营和经济，相信熊比特也不会反对把科技发现发明称为创新。

  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创新与科学技术意义上的创新相比，所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庞杂得多，而且这两的发生机制也不尽相同。熊彼特创新大致可理解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至少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投入品、新组织等五个方面，实际上比这五个方面多得多，虽然也包括研究开发、科技进步，但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开发、科技进步不是一回事。譬如说，熊彼特创新包括新市场的开发，那么改革开放之初一个很有意义的创新，就是长途贩运，这在“”时代是受到禁止的，长途贩运属于投机倒把罪，甚至也有可能算成反革命罪。改革开放以来有个很大的熊彼特意义的创新，就是塑料大棚。年龄大的人知道，北方二三十年前，冬天没有蔬菜吃，整个大半个中国冬天没有蔬菜吃。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主要就是靠塑料大棚。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和非常成熟的材料，但是广泛地用到农村种菜，这个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创新不光是解决民生问题，也带动了整个北方的蔬菜产业，是中国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熊彼特创新与政策环境高度相关，有了正确的政策和环境，不一定要国家投入巨额的科研资金和组织大量科技人员攻关，就能有力促进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当然，科技进步绝对很重要，但与熊彼特创新不完全是一回事，分开来谈才能搞清楚。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两类创新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就是因为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在讨论创新的时候，开始是说熊彼特创新，说来说去不自觉地就收窄到伽利略创新了，譬如研究新增长理论的那些经济学家，都强调自己是走熊彼特创新的研究路径，但研究一展开，就收窄到研发（R&D）上了，而这根本无法深刻揭示经济增长机制。因此，我们研究创新、推动创新，一定要具体化，光说大概念没有用，大概念反而会搞糊涂，一定要树立具体化的意识，这样才能保证大家是在讨论同一件事情、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科技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前提，而且科学探索、技术研发，是对真理的探索，带来了知识的扩展，给人一种高深的感觉，所以，强调创新，很自然就会把科技创新摆在首位。但是，从学术上来看，研究开发、技术进步类的创新，跟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其实并不清楚。一般人从直觉上来看，大多认为科技进步会推动经济增长。其实这两者之间未必存在一种直接的、线性的关系。关于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大量的文献，学者们也莫衷一是，有的人说科技创新可以促进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的说不一定，声言科技创新跟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其实从现象观察来看，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案例，有些科技创新搞得好的企业，发展得并不一定很强大，现在很多人说苹果创新很厉害，其实国外也有不少人就说苹果是世界最大的“小偷”，它没有什么很原始的科技创新。中国的联想集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研发能力、技术水平比它强的同行业企业有的是，可是联想却成为行业的佼佼者，即使到现在联想集团的研发能力也属于短板，当然现在是到了大补短板的时候了。而从国家层面上来看，科技搞得好的国家，经济上不一定行。很多人说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导致了英国工业革命，其实蒸汽机这个大发明在瓦特之前很久就有了，瓦特作了重要改进并且有企业家博尔顿来推广和继续作不同品种的开发，才使得蒸汽机得到广泛应用。所以有些学者说，工业革命其实是小机巧浪潮（wave of gadgets）而不是大发明浪潮推动的。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不少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并不直接由本国科技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所推动。美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一段经济高速发展和国力迅速增长的时期，科技创新能力并不强，即使其钢铁、汽车、铁路设备和机车车辆等行业在全球都有很强的竞争力，但这些行业的研发能力都弱于欧洲的同行业，整个国家的科研水平和科研成果明显逊于欧洲，直到二战之后，美国国家基础科研和企业研发能力才全面超过欧洲，美国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获得人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超过法国、六十年代才超过德国和英国。日本的例子更有意思。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增长时期，日本以技术模仿为主，创新能力比较贫乏，譬如说日本汽车工业在五六十年代就从美英德等国引进了四百多项技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政府才在《八十年代通商产业政策设想》中提出了“技术立国”战略。到了1995年，日本政府提出“科技创新立国”新战略，并公布《科学技术基本法》把该战略作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长期国策，后来又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和政策，如促进日本在信息家电、生物工程、纳米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成为全球尖端研发基地，促进日本企业在这些领域形成全球竞争优势，等等。但恰恰是从“技术立国”战略之后和“科技创新立国”新战略以来，日本经济增长陷入低谷，而此时日本科技水平的确实现了大跃升，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大为增加。

  我强调这一点的意思是，从事科学研究不能太功利，不要认为它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才去搞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其实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求，技术研发可能更功利一些，但是它转化为经济增长也需要很多条件，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企业家、工程师、技师、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等人来完成小机巧并实现市场化，一些学者认为，这其中的企业家发挥着知识过滤器(knowledge filter)的作用，因为企业家会根据市场信号和未来趋势来判断哪些新知识、新发明、新机巧可能实现商业化应用，他们也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风险并获得收益。日本经济增长失去二十多年，很多人认为是日本少子化、老龄化造成的，甚至认为是一种“资产负债表衰退”，但观察一下日本企业的“小机巧浪潮”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处都是三洋和夏普的收放录音一体机、九十年代到处是索尼和松下的随身听（walkman），而现在到处都有日本企业的Ipad和Iphone吗？没有。这样我们就能更深刻理解日本经济增长的起落了。因此，在熊彼特创新中，企业家、商业天才、市场冒险者，而不是学究、科学家、工程师，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否则就不能转化为经济增长。

  不过，这并不是否认研究开发、技术进步类的创新在经济增长方面的重大意义。对于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而言，这个意义越来越大。在新增长理论中，“前沿距离”研究是一个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领域，这样的领域的很多研究都显示，离前沿越近，经济发展越依赖于内生增长模式和科学技术创新。我在前面虽然说伽利略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当我们这个经济体离前沿距离更近一些的时候，特别是离技术前沿更近一些的时候，或者科技前沿国家对我们进行防范和脱钩断链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对研究开发、技术进步的依赖就越来越大，尽管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当然这个前沿距离，并不是说我国人均GDP与最高人均GDP国家的差距，目前这个差距还非常大，至少未来二三十年还会有较大差距。但是从技术的代际差距来看，我调研了很多行业的企业，发现我国企业离前沿并不远，在许多工业行业都没有什么代际差距。我也要澄清一下，技术差异不一定是代际差距，尽管可能并不存在技术上的代际差距，但是我国许多工业行业的技术精度跟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关键工艺、关键材料、关键元器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下子也难缩小。譬如说钢铁行业，二十多年前，美欧日韩是大高炉和连铸连轧技术，我国是中小高炉和非连铸连轧技术，我国的技术与前沿技术差距是一两代，但现在没有这个差距了。水泥行业也一样，二十年多年前发达国家是湿法回转窑技术，我国是立窑技术，现在这个代际差距也没有了。当然在少数关键领域，我国与美国等科技前沿国家还有代际差距，譬如芯片领域就比较明显，但这样的领域与二三年前相比还是少了很多。

  由于代际差距已经不存在或者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一步经济增长，对研究开发、技术进步类的创新的依赖程度一定是越来越高，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尽管伽利略创新并不必然转化为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大搞自主创新。当然，自主创新也不是封闭的内循环，更不是自斟自饮、自我陶醉。美国在二战之前，科技创新水平并不算是前沿，那时的前沿还在欧洲，但到二战前后美国与欧洲之间已经没有前沿距离了，这时美国经济增长就必须更多依靠自主创新了，二战赐予美国良机，大量欧洲科学家、工程师流入美国，再加上其他因素，美国二战后的经济增长成了全球的火车头。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走出了或试图走出这样的增长轨迹，这就是前面说过的熊彼特创新与科技创新的不一样之处。前沿距离缩小意味着更需要科技创新，对于国家是如此，对于企业也是如此。前面说过的联想集团就应该清醒意识到这一点，技术代际差距急剧缩小的时候还不致力于科技进步类创新，还一味沉迷于二十多年前的市场营销手段、营销策略和产品外观、产品配置方面的花样翻新，未来的发展空间就会受到压制。华为在其发展的早期，与国外企业的技术代际差距非常大，也把创新的重点放在营销手段、营销策略和技术吸收、技术改良等方面，但华为敏锐意识到，它所处的这个行业，技术变化的速度非常快，技术颠覆随时会发生，这就带来了技术方面弯道超车的极大可能性，所以及时把创新重点放在了技术研发方面，甚至在基础研究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这就生动体现了前沿距离与科技创新重要性之间的关系。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代际距离在很多行业已不太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要思考我们下一步的创新模式和创新政策，到底是分散试错式创新还是集中攻关式创新，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在原来有技术代际距离较大的情况下，集中攻关式的创新很有用，当我们看到人家是第六代技术，而我们还是第四代、第三代技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目标是什么，技术路径也大概知道。即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受到严重封锁的时候，一般的科技文献我国科学家也可以获得，通过这种方式大体可以知道技术原理和技术路线，可以设计相应的技术攻关方案。可以通过政府手段、国家力量，来集中所有的专家，搞大会战，集中攻关搞几年，就能搞出来。譬如电解铝技术，“八五”、“九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开始组织力量，把这个行业重要的研究设计规划机构，就是政府部委下面的科研机构，和一些企业组织起来，搞大电解槽的技术攻关，结果就攻破了，到“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就大面积地快速应用。又譬如说中国高铁技术，南车和北车合并之后，又攻克了一些技术难关，高铁试车速度达600公里。从中国中车现在的创新情况来看，它还是一个模仿和集成、消化吸收再创新，不属于我刚才讲的在前沿上开拓新前沿。至今为止，中国高铁领域的那种集中攻关式创新方式还是有用的，但是未来我觉得未必。开拓新前沿的创新，需要的是分散试错型创新。这些创新对经济增长有没有直接带动作用，是有争议的，但至少，开拓新前沿的创新是激动人心、是激发梦想的。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创新政策，到底是把国有大企业合并到一起来，去搞集中攻关型创新，还是更多转向分散试错型创新，这可能是我们未来五年到十年的重大政策选择。

  从历史经验来看，日本政府曾经组织企业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领域进行集中攻关，并取得巨大成效，但那时离美国的技术前沿有距离，集中攻关就设定了清晰的技术目标，即开发大储量的动态随机存储芯片（DRAM），也有确定的技术路线，即攻克光刻技术难题以实现微制造方法的突破。集中攻关式创新的成功使日本企业在该行业一度占据绝对优势和绝大部分市场份额。但后来，当日本电子信息行业的技术前沿距离几乎消失的时候，日本政府和企业并没有及时转向更加分散试错的创新模式，还是过于依赖集中攻关式创新，又继续由日本政府牵头搞飞鸟计划和未来计划，结果是没有及时抓住移动存贮和闪存等技术和产品兴起的巨大机会。韩国的创新也有过类似行动，但在IT产业，自上世纪末以来与日本不太一样，看起来是财团经济，不过财团企业之间并没有搞集中攻关，三星、大宇、现代等寡头之间在搞分散试错创新，而且与美国高度接轨，虽然大宇、现代错了，但三星对了，所以还有三星。

  因此，中国必须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必须要认真研究一下，下一阶段我国创新政策是否需要转型。我的思路是，在新背景下，国家政策必须要从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政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在武汉搞一个锅炉厂，又配套搞一个汽轮机厂、一个重型机器厂，等等，哈尔滨也是一样，几个企业摆到一块，并不是让它们竞争，而是专业化分工、相互协作，搞出了电站成套设备，这是产业政策。而未来竞争政策更重要。很多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也认为，竞争太厉害了也不行，就是过度竞争。但是这个界限怎么把握？这就涉及到未来，我们反垄断法的尺度怎么把握的问题。这个东西可能更多的是艺术。包括对竞争也应该有更深入的理解，譬如说，不要把竞争它理解为在同一行业有几个一模一样的企业在做同样的事情，实际上这种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竞争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创新理论和企业异质性理论表明，企业之间的竞争根本不是局限于价格竞争，更多的是在寻求差异化、在寻求跟别的企业不一样，不一样就意味着不再是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竞争，甚至意味着垄断。因此，从创新的角度来看，竞争更应该被理解为这个行业能够自由的进入和退出，就是可竞争性（contestable）的意思。在这个前提下，才会转向分散试错型创新。

  分散试错型创新对原来集中攻关式创新体系带来了严重挑战。原有体系中，政府部委下面的科研设计院所具有枢纽地位，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电解铝技术攻关那样。在分散试错创新中，以前邮电部、电子部下属的那些科研院所就不一定是那个地位和作用了，反而是华为这样的企业建立的研发机构，具有核心地位。所以这涉及到大量传统科研和设计院所的转型、改制、重组问题。当然，政府本身如何转变思路和政策，更加重要。当然，我并不是说政府无需作为，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技术研发，都需要政府大力支持，但在许多行业的技术代际距离不太大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意识到，哪一种研发路径更能实现技术突破，哪一种技术更符合未来市场需求，集中攻关的缺陷是比较明显的。我也不是说企业之间、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不可以合作创新，实际上，许多形式的合作创新与分散试错创新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融洽，但如果政府还是像过去那样以行政力量来捏合企业、指定目标、规定方向，那就难有好的创新效果。对于芯片等少数存在明显的技术代际距离的行业，也可以继续搞集中攻关，但由于在全新的创新生态中，这些行业的一些具体技术也在不断迭代，所以分散试错也很重要。

  总之，未来如何恰当地发挥政府作用、如何恰当地实行企业合作，以实现创新体系的转型，应该是我们学者们下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